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对进出口贸易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该如何控制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这是当下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一）进口产品能够填补国内供给空缺从而可以增加民间投资和消费，提升后两者的结构
由于资源供给的稀缺性，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迫使产业结构状态服从短缺约束资源使用效率的“木桶原理”，造成低水平均衡的产业结构状态，约束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通过进口国内稀缺的自然资源，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这种状况将得到有效的调整，必然使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发展经济是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可以节省时间，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减少浪费和开发不成功的风险，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商品进口中，我们也能获取一定的技术，为了实现贸易，出口方不得不把与贸易内容有关的技术、性能、特点，甚至一些参数向进口方介绍，在其贸易行为中无意且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引进带来的扩散效应更加明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
尽管增加进口的政策会限制国产商品的市场，但它却加强了竞争，并带来相应的高技术，从而产生更高的效率。
一份贸易合同，贯穿整个进出口业务过程，因此合同具有总揽全局的地位。合同风险涉及的范围很广，首先是贸易双方在洽谈业务时所处的贸易环境可能使合同利益失衡而带来风险。若产品供大于求，在合同条款谈判过程中，进口方更具有主动权，从而进口方会在产品价格、产品质量上要求更为苛刻，或是在交货时间、结算方式上迫使出口方做出让步等，显然，合同利益会偏离出口方；反之亦然。其次是合同条款内容上的缺陷导致风险。这主要是指合同内容是否完整全面，文字、术语等表述是否准确无歧义，合同所规定的各项手续的日期是否合理有效等。若合同疏漏了保险、索赔、仲裁等方面的条款，或者对主体双方权利义务规定不明确，或是文本不规范，都有可能使合同无法顺利执行，给外企带来风险。另外，还有因为合同主体一方恶意行骗产生风险的情况。
受各国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法律、以及社会人文等因素变化的影响，给外贸企业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就是市场风险。价格风险是最典型的市场风险。商品价格直接关系到贸易双方的利益，因此也往往是双方争议的焦点。但贸易价格随合同而定，实际价格却随市场波动，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风险的产生。如2004年9月21日，由于台风破坏了美国的咖啡豆储藏仓库，国际市场哥伦比亚咖啡到岸价当年已上涨超过10美分，达每磅0.8213美元，创近年来最高水平。汇率的变化也会给外贸企业带来收益损失的可能性。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集团与跨国公司遍布全球，国际市场格局的不断变化将影响国内市场的发展，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将使外贸企业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
这里的信用风险既包括合同项下的信用风险，也包括支付结算时因商业信用及银行信用问题造成的风险。合同项下的信用风险是指客户不遵守合同约定行事，不履行合同义务，从而使合同不能顺利执行，给外贸企业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支付结算是进出口贸易业务链上最关键的一环。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支付结算工具日渐增多，这给贸易双方带来了周转与交易的便利，但由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风险的存在，其中也潜伏了风险。以托收方式为例，若买方违约，拒绝赎单，卖方便无法收回货款。当今的国际贸易，早已不是以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实质上已经是一种“单证贸易”，进口商若能设法骗取提单，便可提货；而若出口商向银行提交的单据与信用证之间没能做到“单单一致”、“单证一致”，出口商就无法结汇，无法收回货款，甚至货款两空。
在进出口业务操作中，还有一些外贸企业没能预知的、来自于企业外部的、不以企业及其业务人员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会导致企业资产承受损失的可能性，我们将其称为其他系统风险或固有风险。如货物运输风险。货物在运输途中可能遭遇人们无法预料的灾害性天气或货物被盗窃、丢失、损坏、锈蚀、灭失等，或是选定的运输方式或承运公司不恰当，不能安全快捷、节约又及时地运送货物，或是由于政治原因不能顺利通关等，都将引起贸易双方利益的潜在损失。再如非关税贸易壁垒风险。一国的关税水平是透明公开的，但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关税水平逐渐下降，各国都变向地采用环境标准、技术标准、卫生标准以及各种认证等非关税手段，来实现对本国企业的保护。对我国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弱势，这类灰色壁垒造成的风险是很高的。另外，市场的过渡或恶意竞争，以及战争或外交的影响，可能导致贸易条件发生突变，从而可能产生合同被毁、货物拒收、货款损失等连锁风险。
我国商品出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国外市场过度依赖。如对美国的家具出口占到我国家具出口总额的60%。引起了美国相关部门的警惕，因而对中国的出口便开始以各种方式进行限制。企业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国内市场的开拓，注重内需的发展，以减少国民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赖，弱化世界经济起伏动荡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生产的低成本，缺少技术创新，深受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和危害。改变传统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提高质量、档次，推进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加强新技术的研制，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增加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制订国际品牌发展战略，培育自有出口品牌，提高商品附加值，推进名牌展会建设，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创新性是当务之急，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
服务业生产效率是一国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发达的服务业为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了保证。要顺应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新趋势，推进服务贸易，大力发展来华旅游、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国际服务贸易。提高服务，以质取胜，树立产品和服务双重质量的思想，即从重视有形产品质量过渡到既重视有形产品质量，又重视附加在有形产品上的服务、维修、送货等无形产品的质量上，即服务的质量上。
从实践出发对当前我国进出口贸易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措施等相关知识，进行了粗略的分析和研究。综上分析，为了保证进出口贸易的正常发展，必须要重视对进出口贸易风险的分析。
[1]谢国娥；重商主义的危害与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J].商场现代化，2011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袭席卷了全球，对全球经济贸易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稳定性。随着国际金融贸易市场中的不断变化，人民币汇率处于一个逐渐升值的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国进口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出口贸易的发展。当前贸易形势在给我国进出口贸易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我国进出口贸易带来了机遇，如何处理好进出口贸易中面临的挑战、把握好机遇，对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目前来看，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给欧美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对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给欧美国家的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一状况改变了欧美国家人民的消费观念。金融危机到来之后，一些欧美人民开始逐渐的积攒积蓄，这就导致欧美等一些国家的消费水平处于一个逐渐降低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形势，虽然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呈现着一种逐渐消退的景象，但是这还不足以使欧美国家的消费水平得到迅速的提升，反而欧美国家消费水平所显示出来的是一种非常缓慢的上升速度，严重的影响了国际金融贸易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仍处于一个低迷的阶段，但是也逐渐的开始呈现复苏的状态。
欧美地区中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制造业，主要的原因是金融危机给服务业与金融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短时间之内还没有办法进行快速、有效的恢复，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这一转变，严重的影响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欧美国家还加大了对外贸易中的一系列关税。
就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元在国际汇率市场中处于一个持续贬值的状态，这就导致我国人民币处于一个不断升值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存在的价格优势，极大的降低了我国在出口贸易中的经济收入。针对这一现实情况，人民币汇率不断的上升，国外各个地区中的资金大量的涌入中国经济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美元的贬值，我国在美国这一方面的出口贸易的局势也就越来越复杂，目前我国出口贸易中企业的产品还是主要以价格为优势，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这一种出口贸易局面中对出口贸易额的增长有很大的阻碍作用，使我国出口贸易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势。
主要贸易国，是我国对外出口贸易中主要的经济来往者，直接影响着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经济收入，主要贸易国的消费需求关系着我国出口贸易的局势，如果消费需求大，那么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产品就能够有一个广阔的市场作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国的出口贸易，如果主要贸易国中的消费需求低，则会严重的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中贸易额的上涨，导致我国出口贸易额大幅度的降低。
就目前来看，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非常的稀缺，出口贸易产品的品牌效应也非常的低，在国外经济市场中主要是以价格优势为核心竞争力，但是也很容易受到国外金融市场环境中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根据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在加工贸易这一方面呈现着不稳定的状态，而普通贸易所受到的影响要远远低于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非常的少，这就致使我国出口贸易产品的竞争力出现严重不足的现象。
我国是一个贸易出口的大国，在进口这一方面主要以一些稀缺能源为主，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下，我国在进口贸易中的处于一个被动、不利的地位，一些能源资源大国由于自身经济的缓慢发展，在贸易中提升产品的价格，这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成本对进口贸易进行支撑，不仅影响了进口贸易额的下降，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政府、企业在财政方面的负担。
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中，要坚持“走出去”这一战略方针，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政府要针对进出口贸易的实际情况，对相关的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对一些新的国际贸易项目进行扩展，参与到国际市场的分工中去，合理的利用一些国际资源，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开各个国家中存在的贸易壁垒，将进出口贸易中的被动局面转变为主动的局面。
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下，我国可以对内部经济市场中的资源进行合理的优化配置，将一些出口贸易中的产品在内部经济市场中进行销售，一些外贸企业可以将贸易目标转向满足国内经济市场需求，满足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还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拉动我国内需。
进出口贸易中的外贸企业，应当加强在服务与技术这两个方面的创新，提升出口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在服务这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升出口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政府要完善进出口贸易体系，对进出口贸易进行宏观调控，确保外贸企业基本的经济利益。
就目前来看，我国人民币的汇率正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造成一些国家中的热钱不断的涌向我国，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经济市场的稳定性，增大了我国经济市场中的风险，面对这一实际情况要制定一系列合理的应对方案，提升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稳定性，切实解决进出口贸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对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文化贸易的发展壮大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效应，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和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十二五”规划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指出要加快扶持文化产业发展。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其中指出：“要加快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和新兴文化产业，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力争到2020年，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使对外文化贸易额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大幅提高，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进一步扩大，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但是与我国贸易大国形象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我国文化贸易额占比水平较低，2012年核心文化产品贸易额仅为274.55亿美元。如何推动我国文化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成为当前国际贸易和文化产业研究的焦点。尤其是在我国工业贸易中粗放式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状况下，研究推动文化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世界各国对于高品质的文化产品的需求愈加强烈，不论是工业品贸易还是文化品贸易，未来以低端品的价格竞争来促进出口增长的模式，必然受到极大挑战。提高贸易品的质量，以质取胜才是未来我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阐释，文化产品是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能够提供信息和娱乐，进而形成群体认同并影响文化行为。对于文化产品的界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阐释，主要分为核心文化产品和相关文化产品，其中UNESCO定义的核心文化产品主要包括：文化遗产类、出版物类、音乐和表演艺术类、视觉艺术类和视听艺术类；而相关文化产品主要是指那些用以支持核心文化产品创造、生产和销售的辅助设备、材料以及服务等。其中，在每类的文化产品中均有对应的名称和每一类产品的HS96—6位数编码，根据编码和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本文整理了中国对世界各国进出口文化产品的数据。基于此，本文将在1996至2013年文化贸易产品品质特征事实基础上，探讨我国文化贸易产品发展的战略与对策。从中国文化贸易进出口状况来看，1996年以来，我国文化贸易出口远高于进口，顺差趋势明显。从出口状况来看，我国文化贸易出口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1996年4238.31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21210亿美元，增长近5倍。此外，文化贸易进口额同样呈现上升趋势，从1996年的990.13亿美元上升至6740.77亿美元。增长近7倍之多，但文化贸易进口绝对额仍远低于出口额，我国文化贸易顺差趋势明显.从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趋势图来看，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呈现波动上升趋势，除在2004年与2011年出现回落下降趋势外，在1996至2013年其他年份，文化产品出口额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图1）。此外，自2011年以来，我国文化贸易出口出现了短期的回落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与我国当前的传统货物贸易的变化是相一致的，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内经济新常态密切相关。从我国文化贸易产品的进口趋势图来看，我国文化产品的进口额仍然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分为两个阶段：1996至2006年和2007至2013年。在第一个阶段1996至2006年期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呈现显著上升趋势，2006年达到峰值为7407.41亿美元。而2007至2013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尤其在2008年呈现回落现象（图2）。总体来看，我国文化贸易进口增长趋势明显，自1996年以来增长近6倍多。
在上文对我国文化贸易发展现状进行初步分析梳理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对中国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现状进行初步分析和归纳。众所周知，从出口贸易联系的持续期新视角来研究优化我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具体对策，已成为当前文化贸易研究的必要措施和手段。所谓贸易联系的持续期，是指某个产品从进入某一特定市场到退出该市场所持续的时间，本文对于贸易联系持续期的界定主要是基于“文化产品——目的国”角度，即某个文化产品在某一年开始进入某个国家——该文化产品的持续期起点，直到某一年退出，所持续的时间年份，即该文化产品的贸易联系持续期。从持续期的角度对文化产品贸易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与传统文化产品相比，文化产品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偏好呈现“理性成瘾”的特性，即当前对某一文化产品的消费，对未来或者终生的文化产品消费具有积极正向的影响效应。原因在于，随着消费者对于特定文化产品的消费和时间的推移，消费者对于文化产品消费的知识、偏好、理解力等逐步积累起来，其边际消费成本呈现下降趋势，同时理性偏好逐步增强。此外，由于文化产品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内涵和民族传统等，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距离，由此导致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缺乏偏好等状况，使文化贸易的发展存在诸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文化消费的理性偏好导致的“理性成瘾”特征，恰恰为这一障碍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和可能。如果某一文化产品能够持续地进入某一市场，从而导致该国消费者形成良性的偏好循环和积累，那么通过文化消费带来的新偏好和理性成瘾特征，将极大促使该国消费者扩大自身的文化消费需求，从而对文化贸易进出口形成正向效应。因此，在对于文化产品贸易研究中，文化贸易持续期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对于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的测算，笔者主要从“产品——出口目的国——年份”三个角度进行衡量。本文的测度时期为1996至2013年，即默认文化产品持续期起始时间该文化产品6位码在数据库中首次出现的时间，因此某一文化产品的持续期起始时间可能存在差异。同时，持续期结束时间即“产品——出口目的国”存在缺失的年份，如果某一文化产品在某一国家A从1996年开始出口，而2003年没有进行出口，那么该文化产品的出口到国家A的持续期为1996-2003年。通过测定，本文获得的“产品——出口目的国——年份”角度下的出口持续期条目为105346条，从而为本文的持续期现状分析奠定了充足的数据基础。此外，在持续期测度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细分了“进入”“退出”以及“连续存在两年以上”等三个样本。其中，对于“进入”样本的界定，主要是基于持续期起始年份，即文化产品在样本期的某一年开始进行出口行为，界定为“进入”样本。同样，某一文化产品在持续期内结束的年份为“退出”样本。最后，如果持续期持续的年份大于两年含两年以上的样本，界定为“连续存在两年以上”样本。
基于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性质，笔者从“产品——出口目的国——年份”组合角度定义出口贸易持续期。表2中，统计了核心文化出口品和相关文化出口品的贸易持续期不同国别状况。首先，从文化出口品的总体贸易持续期状况来看，我国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普遍较短。从表中贸易联系持续期来看，相关文化出口品的贸易持续期为0.568，基本远高于大部分核心文化产品持续期，如图书、报纸期刊、其他印刷品、音乐制品等，这与上文中相关文化贸易出口的发展状况相一致。同样，从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持续期来看，遗产物品、摄影、电影等持续期均远高于0.5，均高于相关文化出口品，这也说明我国核心文化出口品中摄影、电影等文化品的接受度较高，文化消费偏好的持续期较长。但是从表中文化贸易持续期状况来看，我国大部分核心文化消费品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文化持续期较短，均远低于0.5，这说明我国大部分核心文化出口产品存在“短期”现象，即不能维持对出口目的国的持续出口行为，这也与上文的核心文化出口额较低的现状保持一致。因此，如何有效提升核心文化出口持续期，成为我国文化贸易发展尤其是核心文化贸易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此外，从不同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期来看，我国文化贸易出口联系持续期与发达国家持续期均值均高于发展中国家。从表2中不同国别出口持续期横向比较而言，不管核心文化产品还是相关文化产品，发达国家类别的出口持续期均高于0.5，而发展中国家出口持续期总体均值低于0.5。具体来看，发达国家出口持续期高于1的主要有图书、报纸期刊、摄影以及其他印刷品等文化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出口持续期高于1的主要文化产品类别集中在图书、报纸期刊和摄影等产品类别，这与总体的出口持续期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能与图书、报纸期刊等产品类别较多有关，导致总体出口持续期较低。进一步从不同样本各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期均值来看，不同样本间贸易联系持续期存在显著的差异。从表2中统计数据来看，至少存在两年的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期基本高于0.5，而退出与进入样本的贸易联系持续期大部分低于0.5，这说明在出口产品的持续出口能够有效的提高该产品在出口目的国的出口存续期。进入样本的持续期高于退出样本的持续期，这说明如果某一产品能够有实现出口行为，那么对于该产品的持续期的提高具有正向积极效应。从具体产品类别来看，相关文化出口品的贸易持续期基本远高于大部分核心文化产品持续期，如图书、其他印刷品、音乐制品等，这与上表中总体贸易出口的发展状况是相一致的。同样，从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持续期来看，遗产物品、摄影、电影和报纸期刊等持续期均远高于0.5，即均高于相关文化出口品，这也说明我国核心文化出口品中摄影、电影等文化品的接受度较高，文化消费偏好的持续期较长。此外，图书、报纸期刊、其他印刷品和音乐制品等文化产品出口持续期在三类样本中均处于较低水平，对样本出口持续期总体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表3）。因此，如何有效提升我国各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期，理应首先着眼于图书、报纸期刊、其他印刷品和音乐制品等文化产品，促进上述产品“走出去”，提升国际知名度和文化吸引力。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阐释和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我国对世界各国进出口文化产品的数据分析发现，1996年以来，我国文化贸易出口远高于进口，顺差趋势明显。从出口状况来看，我国文化贸易出口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文化贸易进口额同样呈现上升趋势，但文化贸易进口绝对额仍远低于出口额，我国文化贸易顺差趋势明显。进一步从贸易出口持续期来看，我国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期普遍较短。其中，相关文化出口品的贸易持续期基本远高于大部分核心文化产品持续期，这说明我国大部分核心文化出口产品存在“短期”现象，即不能维持对出口目的国的持续出口。因此，如何有效提升核心文化出口持续期，成为我国文化贸易发展尤其是核心文化贸易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此外，从不同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期来看，我国文化贸易出口联系持续期与发达国家持续期均值均高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处于中华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出口持续期并未高于德国、法国，这种现象可能与欧洲文化额更加开放、包容以及对于中华文化的兴趣使然。而部分发展中国家部分产品类别持续期为0，说明部分文化贸易品并未有效进入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文化产品在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奢侈品”或者高档消费品的色彩，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消费偏好的积累存在显著的不足和缺陷。本文提供的政策启示主要有：第一，进一步挖掘发达市场的文化贸易潜力，助推文化贸易品质提升。从进出口规模来看，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贸易均远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发达国家不仅具有较高的购买力，而且由于文化消费具有“理性成瘾”特征，发达国家的文化消费对于文化产品品质的提升，具有间接的促进效应。因此在出口市场选择方面，应鼓励和支持我国文化产品市场积极向发达国家进行倾斜，重点研究发达国家市场动态，这对于我国文化贸易的品质提升、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第二，充分利用“地缘”文化优势，提高我国文化贸易联系的持续期。针对我国文化贸易联系的持续期较短，即出口品国外市场“生存期”较短的现象，要提高文化贸易产品的市场范围和出口时期，就要有选择地开拓国外市场。首先，要充分利用我国与部分国家文化社会相近的“地缘”文化优势，特别是针对中华文化圈的地区的出口贸易，在继续巩固原有的文化产品出口同时，进一步发挥这些区域中华文化的外溢效应，拓展对其文化贸易出口的市场和份额。其次，应深入把握文化产品的本质特征和消费偏好特点，此前有过出口贸易的区域对于继续构建和开拓国际市场作用重大，因此国内文化贸易企业不仅仅要从利润角度出发，而且要借力各种渠道，比如大使馆等开拓国外市场。第三，综合多种手段，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和感染力。目前，我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经常采用演出和图书出版等传统方式。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注重技术和艺术的融合，赋予文化产品栩栩如生的气质和昂扬向上的生命力，用夺人眼球的形象和别具风格的表演，直接与观众互动，拨动观众的情感，直入人们的内心。同时要学会打“组合拳”，学会集成，通过多种手段的综合利用，用艺术的感染力吸引和打动外国观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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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农产品世界贸易市场现状。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所得数据显示，中国农产品贸易呈现增长趋势，2014～2018年中国的农产品世界出口额由894.99亿美元增长至973.14亿美元，进口额同样有增加，由1，338.8亿美元增长到1，462.4亿美元，增速分别达8.73%和8.23%。中国对高品质棉花、高筋小麦及面粉、动物毛皮等农产品的进口需求较强烈。与世界农产品贸易相比，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属于能源型经济，大多数自需商品需要进口。近几年，农产品进出口额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农产品出口额由7.85亿美元下降至4.69亿美元，进口额由8.74亿美元降至5.41亿美元，贸易逆差额降速达17.6%。农产品主要是棉花、羊、蚕丝，这也是土库曼斯坦主要出口的农产品，在其国内耕地，将近一半用于种植棉花，土库曼斯坦对反季节蔬菜、水果以及部分加工农产品有巨大需求。
（二）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农产品双边贸易现状。土库曼斯坦与中国贸易主要在能源领域，而农产品贸易规模较小，除去能源贸易的影响，中土农产品贸易仍存在不小贸易逆差。2014～2018年这5年中，在2016年达到进出口一个高点，进出口额分别达到0.176亿美元和0.408亿美元。整体来看，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出口额处于低迷态势，进口相对平稳，贸易逆差五年间存在较大的波动。从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进出口产品的集中角度看，中国出口到土库曼斯坦的集中度与进口的比较强。2018年，中国农产品进口土库曼斯坦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HS52、HS51、HS13，贸易额达0.25亿美元，占全部进口农产品的86.3%；中国农产品出口至土库曼斯坦排名前三位的是HS09、HS12、HS20，三种农产品贸易额达0.079亿美元，占全部出口农产品的88.6%。目前，中土两国农产品贸易额较小，贸易种类较少。
（一）数据选取及研究方法。由于各数据来源网站对农产品的界定标准存在差异，基于分析数据一致性的要求，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全部来自采用HS编码的ITC数据库。根据中土农产品贸易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的农产品标准是HS中一至二十四章，以及第四十一、四十三、五十一、五十二章。后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TC、贸易结合度指数TCD、产业内贸易指数G-L三大指数分别对两国农产品的竞争力、结合度、互补性进行分析。
（二）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农产品竞争力分析1、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分析。通过贸易竞争力分析指数对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分析得出，在所有农产品种类中，在第三章、第五章、第十三章等共11类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为正数，但其中只有第七章、第九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这4章接近于1，说明这几类农产品相比于其他国内农产品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其他数值为正的章节基本上处于一个接近于零的状态，保持一个平均水平状态。而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的章节有18章，而且有变低的趋势，说明这些项农产品竞争力趋于弱化，这也反映了我国长期农产品贸易进出口不平衡，产品质量较低的现象。2、土库曼斯坦农产品竞争力分析。相比于中国，土库曼斯坦农产品贸易结构相对简单。TC指数为正数的只有五章，分别是：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四十一章、第五十一章、第五十二章。除去五十一章外，其他4章TC指数极其接近于1，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竞争力。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土库曼斯坦TC指数为负的农产品，数值基本都接近于-1，这也符合土库曼斯坦的国内情况，农产品种类单一、大多产品需要进口的现状，整体缺乏竞争力。
（三）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双边贸易结合度分析。无论是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贸易结合度还是土库曼斯坦对中国的，TCD指数都小于1，说明两国在农产品贸易领域联系较为松散。另外，土库曼斯坦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始终大于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贸易结合度，说明中国对土库曼的进口能力大于土库曼对中国的进口能力。在2018年，中国进口土库曼斯坦农产品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0.35%，同时段土库曼斯坦进口中国农产品贸易额占比为2.83%。两国之所以TCD历年小于1，主要原因在土库曼斯坦农产品市场体量相对较小，当前还不是中国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家。另外，其国家在国际上保持政治中立原则，这也较大程度制约了其国内的对外发展与合作。
（四）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双边贸易互补性分析。通过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得出，近5年，基于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农产品双边贸易测算情况来看，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在HS编码下，其中九章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分别是第三、五、九、十三、十四、二十、四十一、五十一、五十二章，涉及到肉类、水果、蔬菜、皮毛、棉花、植物材料等多个种类，而其他章节双方贸易水平为较低，说明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在已存在的农产品贸易中存在有一定的互补性，拥有较大的贸易潜力。
（一）结论。1、在未计算中土两国能源贸易和其他非农产品贸易的情况下，中国对土库曼斯坦农产品贸易仍显示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并在近5年有较大的波动，贸易发展存在不平衡的问题。2、中土两国农产品贸易有较强的集中度，贸易种类较少，规模较小，双方在主要贸易的农产品中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分别是第三、五、九、十三、十四、二十、四十一、五十一、五十二共9章，具有较大的农产品贸易潜力和空间。3、中国和土库曼斯坦的农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都相对较弱，根据TC指数反映，中国农产品贸易竞争力过去5年有逐渐弱化的趋势，这也反映我国长期进出口不平衡、农产品质量不高、附加值较低的问题。
大连外贸无论是在东北还是在全国都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所以对大连外贸发展现状的分析，值得全国发展外贸的地区进行参考。大连对外贸易对大连市乃至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的贡献，然而虽然大连外贸发展已经颇具规模，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却拖住了大连外贸持续发展的脚步，影响了大连外贸发展的速度。因此，采取一定的对策解决外贸发展的困难，是大连经济发展值得重视的问题。
近两年，大连市的外贸发展虽然缓慢，但仍然是推动大连经济进步的主要力量。剧海关统计，大连2014年前5个月的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739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809.6亿元，下降15.7%;进口929.7亿元，增长14.4%，而同期辽宁省的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940亿元人民币。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大连外贸进出口总值占辽宁省进出口总值的59%，大连外贸发展情况对整个辽宁省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较去年同期来说，大连市的外贸进出口总值略有下降，呈现了缓慢发展的趋势。然而就大连外贸近两年的发展来说，呈现出了一些较为固定的特点。
不同于其他依赖劳动密集型为主要出口模式的外贸城市，大连的外贸出口结构在近几年得到了优化，在面对世界经济危机时，还是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的。就2014年前5个月来说，大连市出口机电产品375亿元，占同期大连市外贸出口总值的46.3%。而农产品出口93.2亿元，占11.5%;成品油出口85.9亿元，占10.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74.2亿元，占9.2%;服装出口61.5亿元，占7.6%。从种类上来说，大连外贸出口价值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就有16种，而机电产品更是成为了大连市的主要出口商品。
2014前5个月，大连市外商投资企业出口409亿元，占同期大连市外贸出口总值的50.5%，而民营企业出口占36.6%，国有企业出口只占到了占12.9%。同期，大连市外商投资企业进口429.6亿元，占同期大连市外贸进口总值的46.2%，而国有企业进口占30.4%，民营企业进口占23.4%。这说明目前大连外贸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
自2010年以来，大连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的贸易来往，使得大连的外贸市场呈现多元化趋势。而日本、欧盟、东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是大连市的主要外贸来往伙伴。今年前5个月，大连市对日本出口194.4亿元占同期大连市外贸出口总值的24%;对欧盟出口116.4亿元，占14.4%;对东盟出口112.8亿元，占13.9%;对美国出口104.8亿元，占12.9%。同期，大连市自日本进口121.5亿元，占同期大连市外贸进口总值的13.1%;自欧盟进口108.7亿元，占11.7%;自韩国进口66.3亿元，占7.1%;自美国进口60.6亿元，占6.5%。
对大连市来说，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是主要的外贸方式。其中外贸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而外贸进口以一般贸易为主。仅今年前5个月来说，大连市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407.2亿元，占同期大连市外贸出口总值的50.3%;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354亿元，占43.7%。同期，大连市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393.4亿元，占同期大连市外贸进口总值的42.3%;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口268.2亿元，占28.8%;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263.7亿元，占28.4%。
从今年5个月的大连市外贸进出口情况来看，大连外贸的发展已经遇到了较为严重的困难，导致了大连外贸发展速度缓慢。只有找出这些困难，才能真正解决大连外贸的发展问题。
自2007美国爆发经济危机以来，引起了世界经济的次贷危机。从2007年到2012年的几年间，世界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2012年以后世界经济虽然稍有起色，但是从目前来看，仍然没有摆脱过去的阴影，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然无法恢复到迅速发展的状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的外贸经济也受到了影响，单从大连市的外贸进出口总值来看，在近几年的增长都极为缓慢，甚至出现过短期倒退的现象。大连进出口贸易的主要伙伴为日本、欧盟、东盟以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首先，由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复苏仍然较为缓慢，而欧盟由于内部矛盾导致了欧盟经济增长缓慢，所以导致了大连与他们的贸易往来受到影响。同时东盟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本币的贬值，也给大连贸易出口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因此，由于世界经济形势整体处于不利发展的状况，导致了大连外贸的发展缓慢。
由于近几年世界各国都致力于恢复经济发展，所以导致了各个国家对贸易越发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都希望通过增加贸易出口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所以采取了各种政策手段来进行市场竞争，从而导致了国际市场的竞争格外激烈。一方面，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技术较为发达，所以在技术产品出口上将与我国形成竞争，而由于大连的主要出口产品中有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势必要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出口形成摩擦。近几年大连市的主要贸易对象对大连技术产品纷纷征收税费，就是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的体现。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参与到国际贸易市场竞争当中，将直接给大连的传统贸易产品的出口构成挑战，这就导致了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的产生。贸易摩擦的产生会导致大连外贸产品遭到反倾销的同时，也会使国内市场受到进出口产品回归的压力，从而给我国的市场经济造成威胁。总之，大连外贸发展缓慢也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导致而导致的贸易摩擦增多有关。
虽然大连市的很多贸易产品进出口规模较大，但是获得的利益却不多，这是由于大连市的外贸发展过于粗放的原因。一方面，大连市目前的许多贸易产品在生产时的资源消耗仍然较高，对环境的污染也比较严重。这就使得这些外贸产品的成本比较高，并且企业还需要在环境污染上交纳一定的治理费用，从而导致了这些产品的利润不高。另一方面，大连市的出口产品拥有自主品牌的产品比较少。这使得大连在生产这些产品时做得只是低级的加工工作，出口的产品价值比较低。这样不仅会大大降低企业的收益，还会使大连市的产业结构过于低级。同时生产这种产品会导致大连市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降低了大连市的经济安全系数。就大连市来说，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过大导致了产品的生产消耗的资源过多，造成的污染较重，而对外商独资企业的过分依赖导致了大连市自主品牌产品的缺乏。因此，现阶段的以粗放型为主的大连市外贸发展方式，严重阻碍了大连市的经济发展。
大连外贸对日本的贸易出口占到了大连市贸易总值的24%，暴露了大连市贸易出口的结构弱点，面对来自亚洲的贸易风险时，大连外贸的抵抗能力比较低。比如因为日本大地震的影响，日许多家汽车和电子类的企业曾经出现过停产的情况。这就导致了大连电子产品对外出口受到了影响，引发大连市电子市场的价格变动。所以，由于大连外贸对亚洲市场过为倚重，导致了大连外贸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困难。
面对世界经济给我国带来的经济影响，大连市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做好大连外贸出口结构的优化，来迎接来自世界的挑战。一方面，大连外贸发展要合理利用国家、省、市提出的政策，积极的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大连市外贸出口要根据出口退税的税率调整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重点生产国家扶持的出口产品。再者，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加大汽车进出口基地和高科技创新基地的建设。大连市政府应该重点支持机电外贸产品和高科技外贸产品的研发，监督进出口产品的质量。另外，大连市应该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帮助和支持中小企业开发国际市场，从而进一步扩大大连市的外贸市场。所以，以国家政策为导向，进一步优化外贸出口结构，是解决大连外贸发展困境的良好对策。
随着国际贸易市场竞争的日渐激烈，导致大连市遭遇了反倾销和外国保护措施等多种贸易摩擦。想要减少或者避免这些摩擦，就需要尽快转变大连市的贸易增长模式。一方面，要构建多元化的出口市场结构，从而分散大连市的产品出口，降低遭受国际贸易摩擦的风险。另一方面，要培养更多的外贸出口推动力量。大连市的外贸出口主要依靠外商投资企业，使得私营企业和国产企业的外贸出口成为了弱项。所以只有在保持或加大外资企业进入市场的情况下，加大私营企业和国产企业的外贸出口，增加大连市的一般贸易的比重，才能促进大连市的外贸发展。所以，转变贸易增长模式也是促进大连外贸发展的一种策略。
根据大连外贸发展的现状，应该实行更为科学的外贸发展战略。一是要从国内市场的需求角度，考虑国外对进口产品的需求，进而开发和生产相对应的产品。二是培养大连市的跨国公司。为了增加大连市的国际竞争力，应该加大对具有一定竞争优势和进行资产重组的企业的培养，促进他们积极的进行国际市场的开发。三是要注重大连外贸产品的质量和档次。通过改善外贸产品的质量和提高外贸产品的档次，可以增加外贸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要鼓励大连市的企业创立更多的自主品牌，从而提高产品价值，给企业带来利润的同时，也增加了大连外贸进出口的总值。四是加大外贸产品的控制力度。大连市要减少资源消耗过大的外贸产品的生产，增加高技术外贸产品的生产与加工。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可以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获取大连市政府的支持，保证大连高科技外贸产品的开发能跟的上国际技术的发展。这样在降低环境污染，优化大连产业结构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大连外贸进出口的可持续性发展。五是加快大连市的服务外贸的发展。对有市场竞争力的服务贸易进行出口，增强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使大连成为周边经济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所以，实行科学的外贸发展战略，是大连外贸发展的良好保障。
随着近几年发达国家遭受的经济危机，大连市从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获取的利益也在逐渐减少。并且由于大连外贸对亚洲市场过为倚重，使得大连外贸受到了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的影响。而从近几年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的情况下仍然较为活跃，所以，大连市应该加大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利用这一时机，降低大连市对亚洲市场的依赖，促进大连外贸的多元化发展。因此，加大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是促进大连外贸发展的重要策略。
总而言之，为了保证大连贸易的正常发展，应该对大连贸易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从而找出大连在外贸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也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大连外贸进行可持续性的发展，从而促进大连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对大连外贸发展现状和困难进行分析，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对于大连外贸以及大连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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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成为了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达到6042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国。随着中国经济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服务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这对于改善贸易与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就业等具有重要意义。
入世以来，中国服务贸易总量取得了快速增长。从2001年到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量从719亿美元增长为6043亿美元，增长了8.4倍。其中，服务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从2001年的390亿美元、329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3821亿美元、2222亿美元。进口额年均增长率为17.8%，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15.8%。
中国服务贸易世界占比提高，但出口占比较低。2001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世界占比为2.4%，2014年升至6.3%。其中，服务贸易进口世界占比从2.6%提高到到8.1%，中国成为服务贸易第二大进口国。由此可见，中国对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巨大。然而，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世界占比仅为4.6%，落后于美、英、德、法居于世界第5。
服务贸易逆差扩大。从2001年到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如图1）。2001年贸易逆差为61亿美元，2014年高达1599亿美元。尤其在2011年至2014年四年中，服务贸易逆差年均扩大345亿美元。
根据生产的要素密集属性，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主要包括运输、旅游等服务，这类服务的附加值较低；另一类是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主要包括通信、建筑、保险、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和宣传、电影和音像等服务。
从图2和从3可以看出，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在进出口中所占比重都比较大。（1）从进出口总量看，2001-2014年，传统服务贸易额占服务贸易总额的年均比重为58.6%，传统服务在服务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2）出口结构方面，传统服务出口比重逐年下降，但比重仍然较大，其中运输服务出口比重于2008年上升至26.2%，之后保持在19%左右，旅游服务出口比重则明显下降；同时，新兴服务的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于2009年首次超过50%，至2014年达到57.2%。（3）进口结构方面，传统服务进口比重变化呈现“U”型状态，2008年降至54.7%，S后逐年升高，其中旅游服务进口比重增长迅速；新兴服务进口比重从2008年后逐年下降。因此，虽然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仍以传统服务为主，但是贸易结构在逐渐优化。
新兴服务贸易增长迅速，但增长率不稳定。2004年以后，传统服务的进出口增速逐渐放缓，其中运输服务的进出口增长率下降明显，至2014年分别降至2%和1.7%。相比之下，新兴服务贸易发展迅速，2001年至2014年，新兴服务贸易总量扩大了10倍，其中，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增长最为迅速。但是，新兴服务贸易的增长不稳定。以金融服务为例，2010年进出口增长率分别为202.3%和90.4%，而2011年则为-36.1%和-46%。这说明中国的新型服务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发展不成熟，容易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
逆差来源集中，传统服务逆差不断扩大。运输、旅游、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传统服务的逆差显著扩大，2014年达到1657.9亿美元。建筑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广告和宣传服务、其他商业服务能够保持顺差。
从表可以看出，2001年至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TC指数①保持负数，且数值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服务贸在国际竞争中整体上处于竞争劣势，而且竞争力逐渐下降。
通过分析2001年-2014年各行业TC指数可知，各行业的竞争力差距明显。传统服务一直处于竞争劣势状态且竞争力显著下降，新兴行业总体保持微弱的竞争优势。（1）运输、旅游、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电影和音像服务的竞争力较差，2014年的TC指数均在-0.4以上，其中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TC指数高达-0.95。在这些行业中，除保险服务外，其他的TC指数都比2001年有所下降（2）建筑、计算机和信息、咨询、广告和宣传其他商业服务的能够保持竞争优势且TC指数有所上升，其中建筑服务2014年的TC指数为0.516。
以上分析表明，但是中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低下，资源密集型服务业的竞争优势正逐步丧失，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竞争优势逐渐提升，但各行业竞争力发展水平不均衡。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是中国服务贸易的主要构成部门，但是其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竞争力下滑。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的传统服务部门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技术和知识的应用程度较低，导致其不能创造高附加值，丧失了竞争优势。这说明，依靠要素禀赋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提升传统优势行业的竞争力，充分发挥其规模效应，就必要摆脱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由创新驱动的集约型增长路径上来。只有这样，传统优势行业才能持续发展，更好地发挥其推动作用。
新兴服务已展示出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但其贸易占比仍然较低，增长不稳定。新兴服务既是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也是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因此，应鼓励新型服务部门的创新，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吸收国外经验，培育其核心竞争力，促进新兴服务行业发展和成熟，以提升新兴服务的创汇能力。
提升服务贸易的技术和知识含量，优化产业结构，拥有一批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的创新型服务业人才是关键。因此，应加快服务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组建一支有竞争力的人才队伍，以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创新程度。其中，引进人才只能解决短期问题，要获得持续的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就必须加强人才培养力度，完善培养体系。
①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指数）是一国服务业或服务业某部门的净出口占该国该产业或该部门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用于分析服务业或服务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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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入世以来，凭借成本优势和出口导向战略引导，我国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使我国贸易不平衡性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隐患。因此，研究缓减贸易不平衡状况的政策措施对于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重点讨论扭转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财政政策措施。
当前我国经济模式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国际贸易额逐年增加，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贸易不平衡性表现为长期的贸易顺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贸易顺差幅度有所下降，2010年顺差总额为1831亿美元，2011年降为1549.94美元。据统计，2008年至2012年，我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5633亿美元增加到38667亿美元。商品结构方面，从1998年至2008年，工业制成品中的8类杂项制品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这些商品基本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则出现逆差的情况。
从我国贸易现状来看，我国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贸易顺差的趋势没有变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隐患：
商品结构不合理不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引导资金向出口相关产业投资，大量的资源通过出口企业转移到国外。一方面，我国大量出口对国际造成巨大竞争压力；另一方面，本国资源被大量转移到国外，造成大量的战略资源损失，不利于国家经济实力的整体跃升。例如，2009年，稀土出口额为6.49亿美元，进口额为1.84亿美元，顺差达4.65亿美元。
贸易顺差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果。1996年我国确立外汇结售制度，中央银行要以人民币购买外汇，国内货币量随着顺差的加大而增加。人民币这种别动的投入到市场上，削弱了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
实施导向性的财政投资措施，引导本国资金对高新产业的投资，逐步降低对外资依赖，缓减贸易顺差。据统计， 2003年，美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达340亿美元，但同期美国对中国出口仅为290亿美元。引导本国投资，增强核心竞争力。从我国贸易商品结构可以看出，初级加工品占有重要地位。为扭转不利于局面，我国应改变重点利用外资的做法，积极稳步推进内资对行业高端的投资，助推产业升级，改善商品结构。
税收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政府应充分利用税收政策来缓减贸易不平衡，优化贸易结构。其一，免除重要物资和技术进口税收，刺激进口，同时提高资源出口税。利用重要物资弥补国内稀缺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掣肘，通过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其二，逐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政策为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做了积极贡献，但也导致我国长期贸易顺差的问题。因此逐步降低对初级产品出口退税力度，大力扶植新兴产业发展，可缓减贸易顺差。因此，要有重点的扶植战略进口行业发展，并逐步调整对传统出口行业的退税政策，逐步实现贸易平衡，优化产业结构。
扩大内需是有效缓减贸易顺差，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方法。我国面临内需不足的情况，因此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有效缓减贸易顺差，增强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其一，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开发，加大出口转内销力度，使这些地区人民享受发展带来的福利，同时缓减贸易顺差。其二，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消化大量初级产品，提升其生活水平的同时缓减贸易顺差压力。其三，加大财政补贴，引导本国资金流向教育、服务、社保等行业，减少对初级出口加工行业投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并缓和贸易摩擦。
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表现为对国有企业补贴过多，教育、基础科研、社保等领域财政支持不足，财政开支监管不足，财政政策执行效果受到影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2009年至2012年债务总额均占GDP的30%以上。由于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是土地出售收入，2010年和2012年均超过GDP的6%，可见在推行新的财政政策过程中会受到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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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与改革开放的深入,为我国的进口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进口贸易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但在现实生活中,进口贸易在发展的过程中潜在着很多风险问题,使得进口贸易企业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在新时期加强对进口贸易中存在的风险与防范措施进行有效性研究,是当前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又紧迫任务。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为我国的进口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2010年,我国的进口总值达到2048亿美元,同比增长45%。当前我国进口贸易发展的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逐渐向平衡的方向发展,对外贸易顺差逐渐减少;二是我国进口贸易的地理分布逐步向均衡化的方向发展进口贸易增幅最多的贸易伙伴是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三是我国支持加工贸易的优化升级将会成为政策的重点,在2010年,我国的加工贸易进口额达到268.8亿美元,比同期增长74%。
进口贸易中的合同条款风险的主要表现是:在进出口贸易中签订的外贸合同中的条款内容是履行合同的根本依据,所以在签订合同时,进口方需要仔细权衡其中潜在的风险,尽量将风险降到最低。但在实际的进口贸易中,人们将更多地注意力放在价格这一条款中,对于检验条款则很少涉及。在很多进口贸易风险中,很多合同条款都是商品的检验条款订立不清晰或者漏订立检验条款,从而导致进口贸易出现经济风险。
进口贸易中的信用风险的主要表现是:信用风险的内容主要包括支付结算过程中的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所潜藏的风险和合同条款中的信用风险。其中合同条款中的信用风险是指进口贸易的客户不遵循双方签订的合同条约中所约定的事项,不依法履行合同条宽中的法定义务,使得合同不能按时执行所带来的风险。
进口贸易中的汇率风险的主要表现是:在进出口贸易进行的过程中,由于外汇汇率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动给交易双方所带来的经济与政策风险就是所谓的汇率风险,其内容包括经济风险、交易风险、会计风险。其中经济风险是指由于外汇汇率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动,从而引起进口贸易企业的价值出现不同幅度的变动,这是预期经营利益的外汇风险。交易风险是指从国际经济合同签约之日到债权债务清偿结束这段时间之内,由于合同所选择的外币与本币之间的汇率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动,而使得进口贸易的交易所使用的本币价值出现不同幅度的变动而带来的风险。会计风险是指在进口贸易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外汇汇率发生变动对企业的财务会计管理产生的不利影响,其内容包括资产负债表的风险与损益表的风险。
进口贸易中的政策风险的主要表现是: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的稳定性与否将会直接影响与这个国家进行进出口贸易的企业与国家的经济利益。政策风险在进口贸易中所涉及的方面包括各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不发达区域与发达区域的地区差异、国际贸易组织的条令以及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等。这些因素在客观世界具有不可控制性,进口贸易企业很难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因此,这给进口贸易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经济与政治风险。
进口贸易中的价格风险的主要表现是:进口贸易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面临的价格风险是指进口贸易企业受到市场价格的涨停影响而出现的一种潜在性的经营风险。市场中供求关系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市场中资金、外汇、生产资料以及劳动服务价格的变动,其中潜在的风险比比皆是。其中价格、利率以及汇率之间的变动是具有单一性质的,其发生变动的原因有可能是多种因素联合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中一种共同因素所引起的。
进口贸易中的市场变动风险的重要表现是:当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中的需求与供给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时,市场中的商品价格随之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就是所谓的市场变动风险。进口贸易的交易价格是在合同中规定的,但外部的市场价格却是不断变动的。当进口商品的市场价格大幅上升时,会给我国的进口贸易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要有效防范进口贸易中的合同风险,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要采取措施明确进出口贸易合同的特殊性与重要意义,这种合同所包含的特征是合同的主体营业地位于不同的地区或者国家,同时也具有普通买卖合同所具有的共性;二是要在签订进口贸易合同之前,要对我国有关进出口贸易的法律法规以及交易方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国际惯例进行有效性了解与掌握;三是要采取措施严格把握进口贸易合同签订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比如说要尽力争取进口贸易合同文本内容的起草,尽量避免其中出现不利于我方的合同条款内容,同时要严格审查进口贸易合同签订人的签约资格,可以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出示有关法律资料以证明自身身份的合法性。
要有效防范进口贸易中的信用风险,需要做到以下四点:一是要采取措施设置国际进出口贸易的信用管理部门,对进出口的企业信息资源进行统一的整理,并对企业的信息类型与企业等级进行有效性划分;二是要采取措施督促进口贸易企业建立并完善自身的客户资料档案,并时时将客户的最新信息资料进行更新,为以后的进口贸易提供专业科学的数据信息;三是要采取措施谨慎地制定开证条款内容,并强化对国外出口贸易企业的资信状况的调查,并选择资信较好的出口贸易企业作为交易对象,从而争取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信用风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四是要采取措施强化银行与进出口贸易企业之间的联系,将信用风险尽量避免在付款行动之前。
要有效防范进口贸易中的汇率风险,需要到以下五点:一是要采取措施在进口贸易合同中的价格条款中增加订货币的综合保值的相关内容;二是要科学选择进口贸易中的计价结算的货币,而我国的进口贸易企业要尽量选择软通货作为贸易进行中的计价结算货币;三是要采取措施正确使用金融衍生的工具,比如说外汇期权与远期的结售汇;四是要采取措施正确使用银行贸易中的融资产品,比如说福费廷、贴现与押汇等;五是要采取措施为货币进行保值,即使用市场价值相对稳定的货币作为进口贸易合同的货币保值,其保值方式的内容包括外汇保值条款、黄金保值条款以及调价保值条款等。
要有效防范进口贸易中的市场风险,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要采取措施增强进口贸易企业对市场风险的认识,并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网络通讯技术以及先进的对外贸易相关知识对国际国内市场中的价格变化的走势与规律急性有效性研究;二是要采取措施在进口贸易合同条款中加入价格变动的内容,并对市场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有效性研究,并找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三是要在进口贸易企业进行进口贸易中时,选择银行信用的方式,其内容包括国际综合性的保理业务、信用证结算方法等。
要制定政策性的风险预警报告机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这种政策性的风险预警报告机制是针对国际市场中潜在的政策性风险而存在的,进口贸易企业一旦遭遇反倾销、技术壁垒以及反补贴调查,就可以将有关情况上报到上级部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其他进口贸易企业承受更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有助于进口贸易企业采取统一行动来降低经济损失;二是针对我国国内的政策性的贸易风险,进口贸易企业需要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提升自身产品的质量与品质,提升自身产品的附加值以增强在国内国际市场中的企业竞争力,同时要在贸易双方签订合同时增加一些价格相关的附加条款,以应对国内政策的变化所带来的风险。
要科学选择进口贸易中的供货商,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要充分明确在现实的进口贸易中科学选择进口贸易的供货商,有助于降低因为交易失败所带来的经理损失;二是要在选择供货商之前,对产品在市场中的价格与质量以及供应商的品质进行系统化地研究,从中出产品质量高、价格适中、市场信用高的企业作为产品的供货商;三是要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网络通讯技术构建供货商的信息数据库,经过外部广泛地调查与内部系统化地调查,从中挖掘潜在的产品供货商,并根据现有的数据信息时时进行更新,其内容包括产品供应商的资金状况、经营能力、政治背景、信用状况等。
中国、日本和东盟是亚洲的主要经济体，在该区域内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日本与东盟进行经济博弈是各自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迈克尔・波特认为，国家在全球化产业竞争中的角色不减反增，是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①。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价值、文化、政治体制以及历史差异都可能是产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笔者从东盟秘书处网站数据库中抽取东盟和其主要贸易国间的双边贸易量(关于中国和日本的相关数据，时间跨度是1993～2003年)，对98个商品部门进行系统分析，总结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双边贸易的特点，进而比较中国产业竞争优势。②
从双边贸易总量来看，中国与日本都是东盟的贸易大国，但是，日本对东盟的贸易影响力远高于中国对东盟的影响力。1993年东盟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是88．7亿美元，东盟与日本的进出口总额是866．6亿美元，而到2003年东盟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是553．2亿美元，东盟与日本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084．2亿美元。因此，不同时期东盟与日本的贸易总量都远超于东盟与中国的贸易总量。
从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双边贸易总额占东盟与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来看，东盟与日本的双边贸易总额相对优势明显，虽然从1999年开始，其差距在缩小，但基本维持在7个百分点左右。事实上，1993年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只占东盟与日本双边贸易总额的10．24％，2003年缩小至51．02％(见图1)。
从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双边贸易发展速度来看，前者快后者慢。2003年东盟对日本出口额是1993年的1．63倍；进口额是1993年的1．04倍，进出口总额是1993年的1．25倍，贸易总量缓慢进展。2003年东盟对中国出口额是1993年的5．97倍；进口额是1993年的6．51倍，进出口总额是1993年的6．24倍，贸易有很大的进展。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的双边贸易总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量基数小，发展速度快，增长空间大；东盟与日本双边贸易总量基数大，发展速度慢，增长空间小。在东盟与日本的双边贸易中，日本一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只能依赖对其他国家的贸易盈余来弥补一部分贸易逆差，虽然贸易逆差在缩小，但双方贸易地位仍极不对称。
1．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笔者抽取1993年、2003年东盟向中国出口和从中国进口前五大类商品部门的数据(见表1)，不难发现东盟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1)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由顺差到大致平衡。1993年东盟向中国出口的前五大类商品交易金额为34．3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前五大类商品交易金额为17．1亿美元，基本上反映了1993年前后东盟对中国贸易顺差的状况；2003年，东盟向中国出口的前五大类商品的交易金额为178．9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前五大类商品的交易金额为180．3亿美元，也基本上反映了2003年前后东盟对中国贸易大致平衡的状况。(2)从出口、进口的前五大类商品增长速度来看，出口增长约5．2倍，进口增长105倍，出口和进口的速度都快，但出口速度明显慢于进口速度，基本上反映了1993～2003年东盟和中国双边贸易的状况。(3)东盟和中国在全球分工角色的选择上都注重对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电子设备、计算机／机械制造产业的培育。当然，从数字上来看，中国还保持着相对的产业比较竞争优势，但，不可否认，在这两个商品领域东盟自身培育的力度很强。
2．东盟与日本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笔者抽取1993年、2003年东盟向日本出口和从日本进口前五大类商品部门的数据(见表2)，从中不难发现东盟和日本双边贸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东盟与日本的双边贸易一直保持逆差。1993年东盟向日本出口的前五大类商品的交易金额为209．6亿美元，从日本进口的前五大类商品的交易金额为415．9亿美元；2003年东盟向日本出口的前五大类商品的交易金额为343．3亿美元，从日本进口的前五大类商品的交易金额为426．0亿美元，反映出1993～2003年前东盟和日本双边贸易一直是逆差的基本状况。(2)从出口和进口的前五大类商品增长速度来看，其出口增长约1．6倍，进口增长2％，出口速度快于进口速度，基本上反映出1993～2003年东盟和日本的双边贸易状况。(3)东盟和日本在全球分工角色的选择上，都注重对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电子设备、计算机／机械制造产业的培育，但是，东盟和日本双边贸易的所需商品差别很大，从数字上来看，东盟的能源产品、农产品保持着相对强的产业比较竞争优势，这对日本农业来讲是个压力，而日本的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完全占优。
3．商品结构比较。东盟和中国、东盟和日本在不同时期，出口产业结构、进口产业结构和进出口总的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东盟和中国的产业贸易结构从1993～2003年在不断升级，从粗加工到精加工，从附加值低转向附加值高的产品贸易。东盟向日本的产业贸易结构相对稳定，1993～2003年东盟向日本出口量最大的部门一直是剂和燃料油部门，也就是东盟对日本的能源贡献很大，而日本在电子设备、计算机／机械部门和汽车方面优势显著。
1．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对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度，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统计公式。格鲁贝尔和劳埃德(Grubel & Lloyd)测量方法(简称G-L方法)是比较权威的测量产业内贸易的标准方法。该方法不仅可以测度行业总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的比例，也可以根据该指数通过加权平均测量整个经济的产业内贸易水平。G-L指标不仅量化了产业内贸易的大小，也可反映商品多样性需求和规模经济发展状况、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化生产过程中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程度以及产品比较优势等。其计算公式为：
在式(1)中，i表示第i个商品部门，Xi和Mi分别表示该部门的出口量和进口量，Bi就是G-L指数：如果
进出口平衡，那么Bi等于1，如果贸易是单向的，即要么是出口，要么是进口，那么Bi等于0。因此，Bi越接近于1，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越大，产业间贸易的重要性越小；Bi越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越小，产业间贸易的重要性越大。
在式(2)中，n是所选择的商品数量，在这里为98，其他符合意义同公式(1)。Bi为衡量平均产业内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同样的道理为：对所选择的所有商品部门来说，Bi越接近于1，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越大，产业间贸易的重要性越小；Bi越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越小，产业间贸易的重要性越大。根据公式(2)计算得到不同年份东盟与中国和日本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如表3)。
2．产业内贸易水平比较。由表3可知，1993年东盟和中国部门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37，产业内贸易水平低，东盟与中国的贸易主要依赖于产业间贸易。自1999年后，中国与东盟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为0．65左右，2003年平均产业内贸易水平比1993年提高了35个百分点，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偏重于产业内贸易。1993年东盟与日本98个部门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仅为0．26，产业内贸易水平极低，东盟与中国的贸易主要依赖于产业间贸易。自2000年后，东盟与日本的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基本稳定在0．55左右，2003年产业内贸易水平比1993年提高了29个百分点，东盟与日本的贸易偏重于产业内贸易。可见，东盟与日本双边贸易总量大，但产业内贸易指数不大；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量小，但产业内贸易指数不小。
3．产业内贸易水平指数的修正。与Bi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它不允许一国的总贸易中有任何的不均衡；若存在贸易不平衡，即盈余或赤字时，Bi将会偏低，因而，产业内贸易的真实程度将相应的被低估。为解决这个问题，格鲁贝尔和劳埃德在贸易不平衡时，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量进行调整，采用公式：
表4中的每个年份对应的贸易指数相对于表3数据而言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从整体上看，东盟与日本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调整的幅度大，从而反映了东盟与日本长期的贸易不平衡(东盟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从调整后的指数来看，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都是从1997年开始双边贸易偏向产业内贸易，这与调整前明显不同。
1．从静态贸易数量上看，东盟与中国2003年的双边贸易总水平为553亿美元，低于东盟与日本1993年双边贸易总水平867亿美元；2003年东盟与中国商品贸易量最大的两个部门(电子设备部门和计算机／机械部门)贸易量之和为262．2亿美元，这两大部门也是1993年东盟与日本商品贸易量最大的两个部门，不过贸易量之和已经达到363．8亿美元。
2．从贸易发展速度上看，从1993～2003年，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量增速是东盟与日本双边贸易总量增速的4．99倍；东盟与中国电子设备部门和计算机／机械部门贸易发展增速是东盟与日本电子设备部门和计算机／机械部门贸易发展增速的13．17倍。
3．从商品贸易结构上看，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的双边贸易结构都从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转向产业内贸易为主，但东盟与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远高于东盟与日本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特别是东盟与日本贸易结构，1993年呈现明显的垂直状态，东盟向日本出口的是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半成品，进口的主要是高附加价值产品。随着东盟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及产业内贸易的扩大，原来以垂直分工为主导的单向贸易结构向复合网络型的多边互补、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交织的区域双向贸易结构转化，贸易结构进一步合理化。
总之，从东盟与中、日双边贸易的比较中可以判断中国在产业竞争优势的培育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当然，若想在东盟实现更大的国家战略，中国应从全球战略大局出发，加强对外磋商，调整贸易政策，建立适宜的贸易机制，推动双边贸易的稳定健康增长；对内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对外贸易由数量增加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同时，要抓住结构调整升级这个关键环节，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带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作为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的重点，在国际分工中持续追求一个高端的位置，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出口后劲。
[作者简介]安徽省教育厅课题“中国国家竞争优势模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03jw095)
适时变动人民币汇率，在我国贸易结构的调整中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币的升值对一些利用价格优势，且技术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来说，会受到非常巨大的冲击，削弱了这类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人民币升值可以促进行业内产业机构整合，对产业层次的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