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体育海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湖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吉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重庆市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中国分地区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云南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中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广东与云南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比较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进出口贸易的实证研究 湖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进出口贸易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 进出口贸易与反倾销会计的关系研究 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进出口贸易对广西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分析 广西进出口贸易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广西与东盟进出口贸易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 FDI\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 进出口贸易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4，3，12.
[2]赵江红.广西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探析[J].中国商贸，2010（12）：176-177.
[3]彭红玉.探索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现代经济信息，2014（0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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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博爱写作硕士小编根据专业性要求，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些国际经济与贸易毕业论文题目，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体育产业不仅能够创造显性经济价值，更能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从而创造隐性经济价值。欧美国家体育产业的产值对GDP的贡献率远超中国，截至2014年，美国体育产业年产值4410亿美元，约占GDP的3%；而中国仅为3 136亿元，占GDP的0.6%。这表明中美两国体育产业之间存在的差距。而体育用品产业作为体育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也随之持续增长。《2014年中国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体育用品行业增加值预计达到2418亿元，同比增长15.89%，占GDP的比重为0.38%，体育用品进出口总额也突破200亿美元。体育用品产业占我国体育产业的比重最高，而体育用品的出口占整个体育用品产业的比重最高；因此，本文在分析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现状的基础上，选取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指标，分析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因素。
体育用品产业已成为我国体育产业的主导产业，不仅包括运动员参加各类体育比赛、运动训练时使用的专门体育用品星空体育APP下载，而且包括大众健身、运动休闲时使用的体育用品。席玉宝等从体育用品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体育用品是指体育活动中适用的各种专门物品的总称。体育用品包括体育竞赛、运动训练、健身休闲及体育教学等所有的体育运动活动中所使用的物品，体育用品是跟体育运动相关的物品的统称；对外贸易结构是指构成对外贸易活动的各个要素之间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而出口贸易结构包括一国一定时期内出口贸易中的商品结构、出口贸易方式结构、出口贸易企业结构、出口贸易市场结构等。因此，本研究关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定义为我国在一定时期内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中的商品种类结构。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当前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研究主要涉及以下2个方面：1）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我国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有研究者分析了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体育用品的出口额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还有研究者分析了体育用品出口与财政收入增长的关系和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进出口贸易的互动关系。2）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有研究者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刘金利等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王兆红等实证分析了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星空体育APP下载。林波等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体育用品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以上关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2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体育用品出口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关系和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出口的因素，而未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因此，本研究在分析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稳定性现状的基础上，选取相关宏观变量实证分析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稳定性的因素。
我国体育用品业经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的强劲发展后，步入发展衰退期。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用品的出口总额除2012年下降外，其余年份均上升，2014年出口总额达到123亿2 877万3000美元。出口增速方面，2009年、2011年、2012年增速下降，且2012年的增速出F负增长，这可能与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在北京奥运会后步入衰退期有关；从2007―2014年我国体育用品的进口总额持续增加，但进口增速2010年和2014年最快，同比增速分别达到45.62%和62.50%；对比2007―2014年我国体育用品进出口额可知，体育用品出口总额均高于进口总额，说明我国体育用品进出口贸易处于贸易顺差状态，且优势明显。
由国研网数据库中关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商品类别统计可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的商品主要包括8个种类，分别为运动用球、运动用球类器材和器械、冰雪运动器械和用品、水上运动器械和用品、健身及康复器械、运动专用鞋靴、钓鱼用品和器材以及其他运动器材。从表1可知，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步入衰退期，导致2012年各类体育用品出口增速出现下降，其中冰雪运动器械和用品出口下降25.66%，运动专用鞋靴出口下降70.52%。经过2013年体育用品行业发展的恢复期后，2014年各类体育用品出口恢复增长。
贸易研究常采用劳伦斯指数来衡量一国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劳伦斯指数的变化范围从0到1，指数越接近O说明贸易结构变动幅度越小，指数越接近1说明贸易结构变动幅度越大。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Si，t为t年所有体育用品出口总额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Si，t-1不t-1年所有体育用品出口总额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本研究利用劳伦斯指数来度量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性，计算出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劳伦斯指数来分析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及影响因素。
从图2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劳伦斯指数变化图可知，2007-2014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在2009年的变动幅度最大，从2009年开始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趋于稳定。总体上，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劳伦斯指数均小于0.001，趋近于0，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变动幅度较小。说明2007-2014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变动幅度较小，贸易结构趋于平稳。体育用品出口在我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稳定，体育用品产业在出口贸易中地位稳定，但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稳定不利于体育用品出口总额的提高。
为了深入分析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稳定性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选取投资环境、金融环境、贸易环境、产业结构、人力成本作为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因素。
1）吸引外商投资是评价投资环境优劣的指标，投资环境越好能够吸引外商参与投资办厂，生产产品出口，外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出口贸易；因此，本研究选取月度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作为衡量投资环境指标。
2）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能够充分反映出金融环境的稳定，汇率的变化对进出口贸易均会产生影响。选择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作为衡量金融环境的稳定，用ER表示。
3）国家进出口的贸易差额能够充分反映出一国贸易环境的优劣，本研究用贸易差额（TB）衡量贸易环境。
4）体育用品产业属于加工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属于第二产业；因此，本研究用月度第二产业产值占月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度量产业结构，用IS表示。
5）人力成本的变化对加工贸易产业会产生影响，体育用品产业为加工制造业，人力成本的上升对加工制造业出口会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用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人力成本（LC）。
用劳伦斯指数（L）来衡量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汇率（ER）、贸易差额（TB）、第二产业比重（IS）、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LC）分别衡量投资环境、金融环境、贸易环境、产业结构和人力成本，样本数据为2007年1月至2014年12月96个月的月度数据。以劳伦斯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投资、汇率、贸易差额、第二产业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数据来源
劳伦斯指数数据采集于国研网和海关信息网，并经过计算得出96个月月度数据；外商直接投资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产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产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季度数据，月度数据为季度的平均值；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月度进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海关信息网。
根据上文所建立的回归模型，利用SPSS 20.0中文版软件进行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见表2。模型检验结果如下：R2为0.148，调整为0.101，说明模型能够解释自变量10.1%的变差。模型显著性的F值为3.132，sig.=0.012
1）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回归系数为-1.446×10-10，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呈负相关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使劳伦斯指数减小。劳伦斯指数越小，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变动幅度越小，出口贸易结构越稳定；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利于提高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性。陈守东等研究结果认为外商投资提高我国出口贸易额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同时，也不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的竞争优势。由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为低技术和低效率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商对体育用品产业的投资主要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进行代工生产，有利于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性；但对技术创新能力低的民族体育用品品牌的出口及国际化发展构成威胁。
2）汇率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回归系数为0.003，且t检验的显著性为sig.=0.087>
0.05，说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与劳伦斯指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使劳伦斯指数变大，使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变动幅度增大。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越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稳定。人民币汇率单边长期升值必然导致出口减少，人民币升值提高了我国体育用品在国外的销售价格，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多；因此，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稳定了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同时也削弱了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总额。
3）贸易差额与体育用品贸易结构的回归系数为-5.797×10-11，t检验的显著性sig.=0.250>
0.05，说明贸易差额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呈负相关，即贸易顺差越大会使劳伦斯指数减小；因此，贸易差额的增大有利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贸易顺差越大说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优势越明显，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越小。Q易顺差增大有利于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性。
4）第二产业比重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回归系数为5.349×10-5，sig.=0.745>
0.05，说明第二产业比重与劳伦斯指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关系不显著，即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越高劳伦斯指数也越大，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变动幅度越大，出口贸易结构越不稳定。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大不利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西方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得益于发达国家技术服务输出的增长。体育用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属于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大不利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因此，为了提高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性，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应该从“代工贸易”向“技术服务贸易”转变。
5）人力成本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回归系数为5.636×10-6，￡检验的显著性sig.=0.003
本研究在客观分析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商品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稳定性的基础上，以2007―2014年96个月月度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劳伦斯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汇率、贸易差额、第二产业比重、人力成本为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稳定性的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2007―2014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变动幅度较小，贸易结构趋于稳定；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人民币升值、贸易顺差增大有利于提高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性；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大不利于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性；人力成本上升非常显著降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性。
本研究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及影响因素，针对分析结果从宏观上为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创建稳定的投资环境、金融环境和贸易环境。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升值、贸易顺差均有利于提高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性，而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稳定依赖于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政策。2014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大力吸引社会投资和完善税费价格政策。政策所创建的良好投资环境和优惠税费对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要通过政策引导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体育用品产业，通过宏观调控手段稳定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能显著提高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通过出台体育用品出口税收政策以促进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以此来稳定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结构。
汇率与贸易问题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分析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影响作用的主要理论之一。马歇尔-勒纳条件认为，一国货币相对于它国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该国的贸易收支状况，主要取决于相关两国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弹性。自从该理论提出以来，理论界对其检验就从未停止过。概括起来讲，对于马歇尔-勒纳条件检验的结论主要有两种，其一，认为汇率变动对对外贸易没有显著影响，一国货币贬值或升值不会改善或恶化该国的国际收支，即马歇尔-勒纳条件不成立；其二，类观点则相反，即认为现实中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本币贬值（升值）可以增加（减少）出口、减少（增加）进口，从而改善（恶化）该国的国际收支。
第一类观点的代表研究主要有Houthakker和Magee[1]的弹性悲观主义论，他们认为，汇率变化会引起相对价格变化，从而导致贸易弹性变小。Rose和Yellen[2]以美国和G-7国家的1960—1988年双向贸易的年度数据进行检验，认为实际汇率对于它们的双向贸易没有显著影响。Rahman和Mustafa[3]以美国1973—1992年季度数据进行研究，认为美元实际有效汇率与美国的贸易收支之间没有长期显著的关系。Wilson[4]通过对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多边贸易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实际汇率变动对韩美和韩日之间的贸易收支没有显著的影响。
第二类观点的代表研究主要见于Boyd等[5]对美、英、加、德和日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数据的研究，认为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影响显著。Brahmasrene和Jiranyakul[6]研究了泰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实际汇率和贸易收支之间关系，认为实际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显著。Singh[7]对印度1960—1995年3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实际有效汇率与名义汇率不同，只有实际有效汇率对国内收入和贸易收支影响是显著的。这一观点得到了Thorbecke和Smith[8]的赞同。
我国对于马歇尔-勒纳条件的研究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以我国的年度数据检验马歇尔-勒纳条件在中国是否适用，从而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观点也分为两类：第一类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不显著，厉以宁和秦宛顺[9]对我国1970—1983年的数据分析，计算出我国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仅为069和005，认为进出口需求弹性严重不足，也即马歇尔-勒纳条件不适用。陈彪如[10]对1980—1989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指数回归分析，计算出我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分别为030和072，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改善我国贸易收支状况的效果很小。谢建国和陈漓高[11]根据我国与美国、日本和欧盟1978—2000年双边贸易数据，计算出我国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仅为009，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我国贸易收支的改善并没有明显影响。沈国兵和杨毅[12]利用1990—2004年的月度数据研究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贸易收支之间没有长期的协整关系，短期内相互影响的程度很小。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改善有显著影响。如戴祖祥[13]根据我国1981—1995年的数据计算出我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分别为-013和-110，两者和的绝对值显著大于l，因此认为马歇尔-勒纳条件在我国适用。谢智勇和徐璋勇[14]等通过对实际汇率与我国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有明显影响。卢向前和戴国强[15]运用VAR的分析方法对1994—2003年的汇率与贸易数据进行验证，认为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存在显著影响，并且对进出口的影响存在J曲线效应。
从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采用的数据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早期国内外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最小二乘法以及以年度数据进行分析，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研究数据的充分，后续的研究在可信度上得到了更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均为其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从目前的研究看，绝大多数研究主要针对全国或跨国的数据，对局部地区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主要借助已有的研究框架，采用经济计量方法，对辽宁省与其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升值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是对省份与其他国家的分析，因此可以采用国际经济学所谓小国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进行研究，以期揭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辽宁省对外贸易的影响。
我国自1994年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后，于2005年再次进行汇率调整，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势必会影响我国对外贸易额。而辽宁省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额不断增长，且总体上出口额上升幅度大于进口额上升幅度，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根据统计局数据，2010年辽宁省进出口贸易总额807亿美元，同比增长282%。与辽宁省贸易量最大的前5位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欧盟、韩国、美国、东盟国家与地区。2010年这五大贸易伙伴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约为73%。本文以辽宁省1999—2010年数据为基础，对辽宁省进出口贸易与人民币有效汇率关系进行检验，根据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构建相关模型，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辽宁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以科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建立辽宁省进出口贸易需求函数，为消除时间序列数据的异方差，分别取对数，并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如式（1）和式（2）所示。
LN（e）、LN（EX）、LN（IM）和LN（GDP）序列本身都是不平稳序列，其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出口方程中，只有对韩国的出口没有长期的协整关系，即汇率的变化不是影响出口额绝对值变化的基础，而在进口方程中只有对日本和新加坡的进口没有长期的协整关系，即汇率和GDP的变化不是影响进口额绝对值变化的基础。只有在对欧盟和新加坡出口，从香港进口时汇率变动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其它的汇率变动都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进出口模型的回归结果，汇率波动与进出口额变动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有悖一般原理的现象：根据国际经济学原理，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增加进口，降低出口。
但各国出口模型回归的结果却相反，原因可能在于数据的限制。在建立回归模型时，由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国际经济学的假设，本文忽略了外国GDP对贸易额的影响，同时忽略了如经济政策变动等随机因素的影响。此外，所采用的汇率为名义有效汇率，并没有考虑辽宁省以及其他贸易国的物价因素的影响。
对各国进口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对日本、欧盟、韩国和美国所建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强，解释变量区域生产总值以及名义有效汇率能较好地解释进口额，但新加坡和香港的拟合程度较弱。对日本、美国和新加坡贸易中，生产总值对辽宁省进口额的影响程度不大。而汇率的变动对美国影响显著，对其他5个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均不明显。原因在于以GDP作为解释变量并不能代表购买力，因此GDP的增长，不一定直接导致进口增加。此外，如果进口的汇率需求弹性较低，本币升值后，进口总额反而降低。
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变辽宁省一直以来贸易顺差状况，贸易顺差甚至在人民币升值时仍会不断扩大。从贸易方式上看，辽宁省的顺差一半以上源自加工贸易。2008 年加工贸易顺差占顺差总额的56%。辽宁省低劳动力成本和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政策，致使辽宁省的出口商品附加值低，利润率低。汇率对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来料加工贸易的影响表现在使其进口原材料的本币价格降低，出口外币价格上升，进口收益可能抵消出口损失，因此，人民币升值难以改变辽宁省贸易顺差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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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建立是继北美自由贸易和欧盟以后第三个世界性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东盟十国组建的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推动贸易便利化，有助于消除繁琐手续带来的重复工作。推进贸易便利化，由此带来的贸易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将会远远大于消除贸易壁垒所带来的利益大得多。推进贸易便利化不但可以提高我国商品的出口，还有利于外国的直接投资的发展，更有利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
对于贸易便利化，目前还没有国际通行的标准定义。尽管各个组织对贸易便利化的定义不同，但都认为贸易便利化能够提高通关效率，改善贸易环境，促进国际贸易量增长。Dollar and Kray（2001）测算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APEC范围内，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提高4.3个百分点。Wilson，Bagaiand Fink （2003）对75个国家地区进行研究，发现以港口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以及服务业基础设施测算的贸易便利化水平1个百分点的提升，将会增加3770亿美元的贸易额，即相当于国际贸易提高了9.7%。国内外诸多研究发现，繁杂的进出口手续等时间延误不仅会影响贸易流量，还会影响公司的竞争力。提高一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够改善贸易环境，扩大出口。
国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Ben Shepherd和John S. Wilson（2008）分析了东盟国家近年来的贸易便利化的进展和指标。调查结果表明，在成员国内进口和出口成本差距很大。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逐步变低到合适。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服务也从一般到较好。通过运用标准引力模型，发现东盟贸易流向对运输设施、信息与通信技术特别敏感。研究结果显示东盟通过贸易便利化改革可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这些收益比类似的税收改革多得多。评估显示，例如改善该地区的港口设施，可以扩大达7.5%或220亿美元的贸易。AD Stone，S.和Strutt.A（2009）研究了运输基础设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贸易便利化关系，指出运输基础设施对GMS贸易便利化起很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国际经济中心（2010）估计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收益。
国内近几年关于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的研究较多。覃娟（2010）认为，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框架下，通关便利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可以提高口岸通关效率、推进广西区域内的通关一体化、建立与越南“大通关协作区”来实现通关便利化的目标。宋棋（2011）从货物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三个方面详细的分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对贸易便利化的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东盟贸易区建设的促进作用，包括便利对外贸易、优化管理体系、促使海关改革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四个方面。张划娟（2011）从政府、进出口商及和消费者角度研究了贸易便利化的收益，提出加强中国与东盟的海关合作、人民币跨进贸易结算及进口付汇核销制度改革三个方面来推动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欧阳晔鑫（2010）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分别对中国-东盟各国、海关改革以及贸易参与各方的收益，提出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议题、加快双边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双边标准的统一化、加强金融改革以及推行电子商务等措施，实现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便利化。孙林、徐旭霏（2011）梳理了贸易便利化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相关文献，总结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利用百人中使用英特尔的人数和航空运输基础设施质量等级两个指标衡量了东盟各国贸易便利化的现状，其中新加坡的贸易环境最好。最后运用机场基础设施质量、海关程序负担和贸易壁垒普遍度三个指标，采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东盟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盟机场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对中国-东盟区域制造业产品出口有显著的影响。而海关程序负担和贸易壁垒普遍度的改善对中国-东盟区域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谢娟娟星空体育APP下载、岳静（2011）运用引力模型，采用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制环境以及电子商务应用4个指标，利用2008对5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量与GDP成正相关关系。与距离成负相关关系。方晓丽、朱明侠（2013）采用了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其他商业调查报告数据，对中国-东盟国家2004、2009以及2011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分别进行测算。同时选取了2004年、2009年及2011年中国-东盟6国之间多边出口流量面板数据，运用贸易引力模型验证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一国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越能够促进出口的增加。刘周阳（2012）对大湄公河次区域贸易便利化进行比较翔实的研究，分析了GMS贸易便利化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对策。刘波（2012）在阐述CAFTA建成后广西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重大意义的基础上，提出其战略构想、基本思路和指导原则，并从加强法规宣传，创新合作机制、加强口岸建设，优化口岸管理、规范海关管理，提高通关效率、推进检疫合作，创新监管模式、完善审批工作，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孙林、蓝F、钟钰（2015）采用2005-2012年的数据。从谷物进口的角度，运用动态面板差分GMM模型，研究中国与东盟贸易便利化对谷物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同东盟贸易便利的水平与谷物进口规模是正相关关系，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明显扩大粮食的可获得性。实证研究也证明谷物贸易的有较强的时间持续性。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区域内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增强谷物的可获得性。魏格坤（2016）分析了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的现状，作者认为中国-东盟双边合作的管理机制不健全、成员国间基础设施水平差距大、海关通关率低。为此，作者提出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改革通关程序，提高通关效率、构建统一的物流标准来提升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水平。刘燕燕、杨莲娜（2016）运用2008-2014年的数据，选取市场准入、边境管理、运输和基础设施、商业环境4个指标，采用引力模型，研究了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影响较大，其中市场准入、运输和基础设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中国与东盟贸易量进一步扩大，国内学者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关注较多，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便利化的研究也比较多。国内研究者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近几年开始有一些研究涉及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或东盟贸易便利化对对方贸易额的影响。由于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时间较短、区域对象范围较小、区域内贸易额占世界比重较小，所以国外对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的研究相对较少。总而言之，国内外研究者对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孙林，倪卡卡.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及国际比较――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4）：139-147.
[2]谢娟娟，岳静.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东盟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1，（8）：81-86.
[3]刘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广西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战略构想及对策建议[J].东南亚纵横，2012，（10）：67-72.
[4]刘周阳.大湄公河次区域贸易便利化研究[J].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12.
[5]孙林，徐旭霏.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 （8）：101-109.
[6]张划娟.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分析[J].思想战线]欧阳晔鑫.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的贸易便利化[J].思想战线]覃娟.广西口岸建设与通关便利化――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静的研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9）：1-6.